《北京文化通志·西山永定河卷》：西山永定河的风土与民俗

《北京文化通志·西山永定河(yǒngdìnghé)卷》 鞠熙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山灵水秀、人杰地灵，有着非常丰富的(de)(de)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但在写作方式上，本书不囿于文化事项(shìxiàng)的边界，也(yě)不着重介绍某项(mǒuxiàng)具体遗产的来龙去脉，而是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把长时间段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变迁放在(fàngzài)它所处的山水环境中，着力勾勒大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思想史。既有山川(shānchuān)自然之风土，亦有社会整体之民俗，简言之，是一次“风俗史”的写作尝试。 第一章“天下之中”讲地理。站在(zài)整个东亚大陆(dàlù)来看，西(xī)山永定河文化带勾勒出地理板块上第二级台阶与东部大平原的交界线，东北到西南一线基本与400毫米等降雨线和胡焕庸线重合，扆山带海，是海洋交汇大陆的通道。几种不同文明在这里汇通，这使得一个多民族(mínzú)的巨大中国必然会将这里视为“中”点。事实上，所有定都北京(běijīng)的政权，无论其主导者(zhǔdǎozhě)是女真、蒙古、汉人还是满旗，都从未放弃过(guò)“天下大同”的理想，这既是“大中国”得以(déyǐ)成立的基础，也是西山脚下皇家园林(yuánlín)的精神追求。从太行山下的小中国，到汇同夷夏的大中国，再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新(xīn)中国，地理与自然所提供的框架，在西山永定河激荡出千古历史的高歌。 第二章“砺山带河”讲战争。地理(dìlǐ)格局造成了文明(wénmíng)的(de)(de)冲突与交融，西山永定河正处于这一历史洪流的中心，自然也就承受了更多的激荡和碰撞，甚至是长期惨烈的战争冲突。战争不仅为(wèi)北京造就了幽州骑射、山后八军(bājūn)等历史中的英名，也留下了从长城脚下到拒马河边大量(dàliàng)的战场遗迹。与大房山南簏久为都城不同，自圣水（今大石河）往北，山高险峻、水旱时兴，地无敷土、石多水尽，屯兵戍守和战争移民所带来的大量人口是早期山区开发的主要动力。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底色，这不仅体现在各种口头(kǒutóu)传统、民间文艺和生产生活方式中，也体现在性别关系、女性历史乃至当下节庆仪式(yíshì)之中。 第三章“大禹治水”讲水利。永定河(yǒngdìnghé)是北京当之无愧的母亲河，也(yě)是历史上有名的“浑河”“无定河”。北京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降水季节分配高度不均(bùjūn)，全年降水的80%分布在7、8两个(liǎnggè)月，这造成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干旱与(yǔ)水灾几乎长年不断。治河为王朝首工，抗旱亦生民常态，遍布各处(gèchù)的龙王庙正是这种人-水关系(guānxì)的具象表达。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龙王爷以及千奇百怪的龙王故事，我们实际上(shíjìshàng)看到的是人与水的多样关系，以及为了适应这种人-水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与集体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西山永定河地区不算(bùsuàn)那么优越(yōuyuè)的水文条件，在考验人类意志与智慧的同时，也教会了人们团结、协作与勇气。 第四章“耕樵栗园”讲耕作。西山如皇居之右胁延展而(ér)南(érnán)，“磅礴数千里，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其中物产甚饶，古称神皋隩区也(yě)”。千百年来普通民众在山河(shānhé)之间耕种蕃育，才创造出今日所见的丰富物产与多样景观。西山之中、永定河畔，我们最早(zǎo)能找到的农作物是粟黍(shǔ)，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东胡林人很可能已经开始在清水河畔耕种粟黍，并(bìng)由此形成一种半定居的生活方式。至今西山永定河区域内仍主要以粟、黍、高粱、玉米等旱作作物为主要种植对象，只在海淀、胡良河上游、昌平白浮泉这些泉水丰盈、地热资源丰富的地方有(yǒu)水稻种植。在更难开发的高山上，枣栗成为主要作物。而帝京繁华都会，也在近郊膏腴之处催生出精巧的莳(shí)花弄蔬(huānòngshū)技艺。多样的耕作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产，也渲染(xuànrǎn)出山河之中民俗文化的主色调。 第五章“白石乌金”讲矿产。中国以农为本，但西山少有(shǎoyǒu)良田，反而(fǎnér)是(shì)“五代同堂”的(de)地层构造，为居住于此的人民备好了地底的馈赠。北京很早就以美玉“燕石”而闻名，房山汉白玉历来是皇室宫殿的御用品。辽代以后，官办采石地集中在大石窝，围绕白石的生产(shēngchǎn)运输所形成的小社会，直到21世纪初封山令后方戛然而止。另一种帝王(dìwáng)御用的矿业(kuàngyè)制品是琉璃(liúlí)，至少从元代开始，琉璃渠村已有官办琉璃窑。这种原本来自西域的建材，在西山永定河海纳百川的气度中，最终(zuìzhōng)被凝练成中国民族建筑的显著标志。与帝王气度的燕石、琉璃相比，煤炭则更贴近于普通人生活的满面尘灰烟火色。 第六章“洞天(dòngtiān)福地”讲灵气。西山之内(nèi)有多处洞天福地，它们(tāmen)不仅历来被认为是(shì)(shì)灵气汇聚之所(suǒ)，也是帝王求雨(qiúyǔ)、寻仙访道和采药炼丹的仙境。燕齐地区(dìqū)是道教信仰的发源地(fāyuándì)，北京西山一带也位于早期神仙信仰的核心区域内。尤其是大房山，很早就被视为神仙往来居住的避世仙境。一代又一代的隐者道士入山(rùshān)修行，这并非只是文学想象，而是战火灾祸延绵纷扰的时代中人们常见的选择。那峰峦叠嶂的西山群山(qúnshān)，和平时可能是阻绝交通的屏障，乱世中反而是避祸的桃花源。也许是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品格使然，避世之人采药、讲学、著书、访仙，遨游于天地山川之间，却往往兼具心系天下众生的责任感。孔水洞内刻经(nèikèjīng)雕像、白带山上石室藏经、遍访洞天为民祈雨，历代进山访道的人们，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了超越性的文化品格，同时也借神仙之名，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自然与文化的宝贵遗产。 第七章“西方乐土”讲(jiǎng)宗教。西山多寺，历来为文人所称道，其中(zhōng)又尤以佛寺为最。汉末(hànmò)时佛教僧人开始进入京西山区，他们中有些接管了汉末世家大族(dàzú)留下的基业，有的则开始在山中勉力(lì)经营，到隋唐时期僧人已对当地社会拥有强大的号召力(hàozhàolì)和组织力。佛寺结千人之社、聚千人之心，成为地方社会和皇权之间的中介，这在唐代幽州已见端倪，也为以后历代佛教发展绘制了背景。辽金时期，佛寺逐渐成为山区村落社会的中心。除此之外，来自草原的政权也借助佛教的世界(jiè)性，构建起跨(kuà)区域、跨民族、跨国界的庞大网络。 第八章“社邑香会”讲庙会(miàohuì)。庙会在寺庙(sìmiào)中进行，但大多无关僧道(sēngdào)，千百万普通民众才是(shì)主角。如果我们将发生在寺庙中的群体性、年度性节庆仪式都视为庙会的话，那么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各类庙会常常与社会组织规模有关，根据(gēnjù)其层级关系可以分为三种：单村之会、联村走会与众村朝山。而(ér)妙峰山，则是由北京市民、商人、学者们层垒而成的金顶。 第九章(dìjiǔzhāng)“万千生灵”讲自然。北京既是(shì)多样文明交融发展的(de)典范，也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万千生灵与(yǔ)千万人民一起，在山河大地上历经漫长岁月而生生不息。这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状态，当然首先得益于山河互构所形成的多样性地理环境(dìlǐhuánjìng)，但长期以来北京作为王朝国家的都城，中华文明以灵台囿沼和(hé)鱼藻之乐为最高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造成生态平衡与环境友好的重要原因。 作为(zuòwéi)一以贯之的主旨，本书的写作立场可以用以下八个字来概括：山河永固，人民(rénmín)万岁。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běijīngshīfàndàxué)副教授）